红卫兵，作为“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一个标志性名词，为众人所熟知。该名称最初源自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学生张承志（后成为知名作家）的笔名——“红卫士”，寓意为“毛泽东的红色卫兵”。1966年5月29日，在清华附中预科651班张贴的大字报上，这一名称首次被使用。6月1日，《人民日报》发布“文化大革命”的宣言后，学生们张贴的大字报纷纷冠以“红卫兵”之名。

“联动”全称为首都中学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成员绝大多数是干部子弟，是“红色贵族”。“联动”成立前后，其前身“西城纠察队”、“东城纠察队”等红卫兵纠察队大搞“红色恐怖”，打人抓人甚至杀了许多人，在北京造成了不良的影响。他们是最早得势的红卫兵，也是最早觉悟的红卫兵，还是最早完蛋的红卫兵。

这些干部的后代相较于普通百姓的孩子，往往更具政治敏锐度。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斗争愈发激烈，他们很快意识到，“文革”的实质在于摧毁各级党组织的领导，甚至是对他们父母的打压。原来，他们亲手点燃的这场火焰，竟是烧向了自己的父母！他们发现，若继续斗争，自己也将沦为黑帮、走资派的“狗崽子”。因此，他们只能团结起来，寻求自救。由于长期被视作“无产阶级的接班人”，他们以“血统论”对抗中央文革，抵制对革命老前辈的随意批斗。“联动”的行动干扰了毛泽东打倒走资派的战略布局，因而被定性为“反革命组织”。1967年，他们遭到了中央文革的残酷打压，整个组织最终被解散。

李卫雨表示，我们学校的红卫兵主要由军队干部的后代组成。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老红卫兵代表。上将李聚奎的女儿李卫雨，当年在首都师院附中念高一，她告诉记者，老红卫兵开始是很狂热的，心里只有毛主席。直到今天我要是听到谁说共产党不好就好像说我似的。

在“文化大革命”揭幕之际，我正就读于师院附中（今首师大附中）的高一，年仅十六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我们学校的红卫兵队伍迅速组建起来。当时，我们红卫兵的组织结构相对严谨，学校位于海淀地区，毗邻众多军队大院，包括铁道兵、装甲兵、炮兵、总后勤部、通讯兵、海军和空军等，它们均与师院附中相去不远。因此，我们学校的整体素质较高，教学质量亦属上乘。凭借这样的良好基础，我们的红卫兵组织得以迅猛发展，干部子弟的比例较高，组织架构也十分严密。

运动初起，红卫兵迅速掌控了校园，紧接着便成立了保卫队。每当遇到紧急情况或紧急任务，只需一声令下，保卫队便能迅速集结，行动迅速而有序。队员主要由军队干部的后代构成，他们出身于军旅之家，纪律观念根深蒂固，着装亦颇为统一，一律身着从家中继承的旧式军装。

“八一八”，毛主席的接见是老红卫兵势力的顶峰

那是8月17日夜晚，学校突然通知我们次日将举行一场大会，然而并未透露具体活动的性质，只是提及需派遣保卫队执行任务。随后，一辆学校派发的大卡车将我们载至中山公园。当晚，我们在中山公园的音乐堂安顿下来。那时的中山音乐堂并未如现今般封闭，而是敞开式的，顶部有遮盖但四周无墙。我们便在舞台的木板上度过了一夜，将原本的地毯卷起当作枕头，而周围并无任何铺盖之物。尽管如此，大家的心情都异常高昂，似乎在冥冥之中预感到，明日必有一场令人激动的盛事。

翌日晨曦微露，便有人传来喜讯，告知不久后众人可登上天安门城楼，更有中央领导莅临接见。听闻此讯，众人情绪高涨，欢欣鼓舞，我亦兴奋不已。彼时，我不过是众多红卫兵中的一员，担任班上的红卫兵组长，身份平凡，地位普通。在一片混乱中，我糊里糊涂地被召唤集结，亦不明所以地随着队伍，沿着西侧楼梯步上了城楼。

“同学们，按照学校分组排队。”他一遍又一遍地呼喊，大家看着总理亲自指挥，纷纷迅速归队，心中都默默祈祷，希望总理不要过于劳累。观礼台上，各校的红卫兵们逐渐排列成方阵，围绕着观礼台，静静地等待着中央领导的接见。不久，我们远远地看到一群人从天安门城楼方向走来，走在最前面的是毛主席，紧随其后的是林彪、周总理、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人……

毛主席一过来就往我们这边拐，第一个就接见我们学校的红卫兵，大家兴奋极了，一下就沸腾了。其实，毛主席往我们这边走的时候，我就在第一排，可是主席越接近我们，我心里就越紧张，人家都是使劲往前凑，我却是有意往后让，我本想给主席让出地方，可旁边的人哗地往前拥。我旁边就是上将苏振华的女儿苏燕燕，她就比较胆大，一步就跨上来，挤到前面挽着主席的胳膊，拉着主席的手，所以当时《人民日报》上的照片就是她紧挨着毛主席，我就在她后侧的旁边。周总理、林彪都插到我们的队伍中间，记者一阵照相，我们就一阵欢呼。照完相之后，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就去一个一个接见后面的红卫兵队伍，握手都握不过来了，改成招手，后来的秩序就越来越差，观礼台上又是一片乱哄哄的景象。我们是头一个被接见的学校，队伍比较整，服装也整齐，最后各大媒体都用的是我们的这张照片，《人民日报》也用的是毛主席和我们的合影。到中午左右就有大卡车把我们接回去了，我们就各自回家了。

在师院附中，不少同学是军队干部的后代，他们自幼便接受了积极的正面教育，对革命和党有着深厚的感情，对毛主席更是无比敬仰。“八一八”的红卫兵接见，标志着老红卫兵运动的巅峰。尽管那时老红卫兵风光无限，但实际上他们仍是被利用的工具。小时候，每逢“五一”、“十一”国庆，我也曾随父亲一同登上天安门，但那时总感觉是沾了父母的光。而这一次，我是凭借自己的努力登上天安门，感觉自己成为了一个能为国家大事贡献力量的人，内心充满了激动。如今回首，不禁思考毛主席为何八次接见红卫兵？原来他是希望通过他们，将“文化大革命”的火焰燃遍全国，否则地方如何能自发地推动“文革”呢？

自1966年十月起，父亲遭受了迫害。我心中一片茫然，难以置信：父亲对党和毛主席的忠诚如此深厚，怎会沦为“反革命”，成为专政的对象？此后，学校中的“四三派”和“四四派”势力抬头，对老红卫兵群体发起了反击，对我们进行指责和殴打。那时，父母双双被隔离审查，学校停课，军训亦告一段落。我独自在家中，开始深入思考这一切。

参与抄家，反遭抄家。

回顾过去，诸多事件实则源于中央的部署，例如派我们去执行抄家任务便是高层所定。我仅参与过一次抄家行动，目的地由派出所提供，全程由卡车负责接送。若非组织安排，我们这些学生又怎能辨识哪户是反革命、哪户是走资派、哪人是“地富反坏右”呢？显然，这一切都有人指派和引导。

那是一个大约在8月或9月的某个日子，传来了指令，说是要派遣我们学校前往几家住宅执行抄家任务。随后，大卡车驶来，保卫队集结完毕，我们便蜂拥而上。我糊里糊涂地被带到一处地方，便开始了抄家行动。那户人家原先是一位国民党军官的住所。我印象中，我们去的是一条昏暗的小巷，似乎是位于南城，有人指引我们便是那户人家！我们毫不犹豫地冲了进去。

如此反动家庭之子孙，竟得参军？此岂非隐患乎？

在执行抄家任务时，家中仅有一位老妇人留守。我们一行数人便沉浸于那些尘封的旧照片之中，这些从未见过的物件让我们感到新奇，因此逗留了许久。正当我们沉浸其中时，有人催促我们离开，于是并未带走任何物品。尽管部分同学有所抄取，我后来还目睹了几位初中时的旧友对那位老妇人施以暴力。有人甚至抄到了一些珠宝首饰。离开时，我们被大卡车接走。1983年左右，在执行落实政策的相关调查任务时，我被要求协助调查“文革”相关事宜。在派出所，我遇到了那户人家的次子。他透露，在我们离开之后，他的母亲服用了安眠药，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

尽管我借鉴了他人之长，却也不免遭遇类似的命运。1966年国庆之际，父亲还曾登上天安门城楼，然而国庆过后，便遭遇了不幸。那时，总后的造反派频繁光顾家门，将父亲带走进行批斗。家中原本的公务员、秘书、司机和厨师都已离岗，只剩下父母、弟弟和我四人相依为命。我们整日提心吊胆，时常在造反派突然砸门时惊慌失措。若不及时开门，他们真有可能将门砸毁。弟弟当时正读小学六年级，他便会毫不犹豫地从楼上跳下几个台阶，为他们开门。门一开，一群人便蜂拥而入，“李聚奎在哪里！跟我们走！接受革命群众的批斗。”喧嚣声中，父亲被带走。时至今日，我仍对那砸门声心生恐惧。

张爱民：我们抄了梁启勋的家。

昔日，在石油附中高二时期，张爱民向记者回忆道：“那时，我们抄的是梁启超的弟弟梁启勋的家。那座宅邸恰位于6中隔壁。6中的同学们先行一步，告知我们后，我们便十几人骑着自行车前往。梁启勋的宅子乃是一座四合院，真是个富庶之家，屋内满是紫檀家具。我们虽宣讲着政策，未曾动手打人，却将财物尽数抄走。当时，国家债券，即公债券，我们抄出了不少，堆叠如山，最终一把火将其焚毁。如今想来，国家实乃占了便宜。梁家众人目睹了这场火，家中积蓄尽付一炬。此外，我们还抄出了成箱的进口金表；一摞摞的现金，都是当时最大面额的十元；字画、古董更是不计其数。我们打电话给派出所，请求派车，最终装了五辆大卡车。记得在那期间，我们曾在梁家居住了一周左右，将抄来的物品拉至雍和宫，那里当时是抄家物品的集散地，现金堆积如山，无人清点；金表两盒无人过问，古玩字画、玉石、竹简等物随意摆放。就在那几天，我们骑着自行车四处游玩，玩了一整天饿得厉害，便拿了一张十元大钞，买了油饼、烧饼和香肠，总共没花掉十元，这一餐算是‘贪污’了。”

在“文革”年代，周恩来曾言：“我国既无内债亦无外债。”然而时至今日，内债的消失似乎如同燃尽一般。我认为，那场针对旧有特权阶层的抄家活动，无疑给予他们沉重的打击，迫使他们顺从于共产党的领导。

父母被打倒，引发了对“联动”的思考。

1966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后，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中央文革成员，指使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韩爱晶、王大宾等为首的大学造反派组织，借用毛泽东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名，在压制最早成立学校红卫兵组织的同时，掀起“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极端无政府主义思潮，大肆冲击党政军领导机关，胡乱揪斗主要领导干部，有恃无恐地炮打国务院和中央军委领导。对于“文革”运动方向的重大转变，不仅大部分党员干部不理解，广大青年学生也不理解。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浪潮中，北京的一些红卫兵学生十分惊愕，各级党政机关负责人怎么突然变成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当权派，主要领导干部怎么一夜间就被打成“走资派”？老红卫兵们开始思考如何面对运动出现的新情况。

1966年11月5日，正值北大附中红卫兵组织负责人牛皖平等同学从外地访问归来之际，他们目睹了全国各地党政领导干部接连遭受批斗与倒台的惨状，由此对这场运动的正当性产生了质疑。于是，他们开始在内部展开讨论，并与各校的红卫兵负责人展开串联，共同探讨这一现象背后的深层次问题。

投身其中的张爱民向记者回忆道：“那时我们只是十几岁的中学生，思想尚显稚嫩，却也有着独到的见解和思考能力。起初，在党的号召下，我们一齐响应，激情澎湃。然而，随着事件的发展，随着我们在各地串联的过程中，我们逐渐察觉到了一些问题。那时，文革的矛头已经转向了从上至下的各级党政领导，他们纷纷被推翻，其中不乏我们这些老红卫兵的父母。我才恍然大悟，那些曾经的革命者，如今竟成了‘反革命’。许多叔叔阿姨都被打压，连自己的父母也未能幸免。这让我深感困惑，那些为党和人民事业勤勤恳恳奉献一生的老红卫兵父母，怎么突然间变成了‘反革命’？这其中必有蹊跷。于是，许多疑问在心中萦绕，对中央文革的抵触情绪也日益增长。我们当时对中央文革的批评已十分尖锐，‘联动’运动的核心正是反对中央文革，反对江青。”

1966年11月27日，在北大附中教学楼二层召开海淀区一些学校红卫兵组织负责人的商议会。参加这次商议会的有北大附中、石油附中、清华附中、京工附中、矿院附中、农大附中、北航附中、地质附中、钢院附中、北医附中、101中学、八一学校、育英学校、十一学校等十多所中学红卫兵负责人和骨干20多人，商议会由北大附中《红旗》负责人牛皖平主持。大家共同商议今后的对策，最后委托北大附中《红旗》的宫小吉起草一个“联动”宣言，确定“首都中学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于12月5日正式成立，打出反对“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反对随意揪斗党政机关领导干部的旗帜，申明对中央文革支持的蒯大富、聂元梓之流造反派组织进行抵制。

毛泽东生日那天，我们召开大会。

1966年12月16日，四四派的“首都兵团”于工人体育场举办了中学“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周恩来同志与陈伯达、康生、江青等领导同志一同出席了会议。会议发言主要针对“鬼见愁”进行批判，并对“西纠”、“东纠”等红卫兵纠察队的激进举动提出了批评。江青同志公开发表言论，严厉指责“西纠”为“保守组织”，称其为“走资派”的“保皇派”庇护者，以及镇压造反派的“刽子手”，强调必须予以坚决取缔。她更是对干部子弟的“血统高贵”进行了无情的嘲讽。

这时，牛皖平与参加“联动”的各校老红卫兵负责人共同研究对策，决定召开一个大会，通过对运动初期红卫兵学生所犯错误进行检查，向社会表示要继续“革命”，同时试探中央文革对“联动”的态度。经过商讨，决定选择毛主席生日的12月26日，在展览馆剧场召开首都中学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破私立公誓师大会”。

“破私立公大会”实则是一场自我纠错的盛会，旨在反思我们这些老红卫兵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所犯下的种种过激行为。自“文革”初期仅数月，我们就已察觉到自身的错误，意识到行为的过火，并着手进行纠偏。当时，中央文革亦表态支持我们举办此次“破私立公誓师大会”，江青同志更是应允将莅临大会。

1966年12月26日的午后，北京展览馆剧场迎来了“联动”大会的召开。与会者主要是来自海淀区的众多中学老红卫兵，同时也有部分城区中学的老红卫兵参与其中。主席台上方，醒目的会标“首都中学红卫兵破私立公誓师大会”映入眼帘，两侧则挂满了“红卫兵紧跟毛主席干革命”等内容的鲜艳红幅。会场内座无虚席，过道与后方更是挤满了学生，估计人数超过三千。在大会正式开始前，与“联动”有联系的所谓《红旗》杂志社“记者”，在会场后台通过电话与中央文革进行了沟通。他告知会议主持人，中央文革将派遣代表参会。据悉，这些代表已经抵达百万庄建工部北侧的进出口大楼，准备与红卫兵进行会面。他强调，大会的组织者必须维护好现场秩序，确保领导们的安全。

“联动”高呼：“中央文革内部某些人物切莫过于骄狂！”

张爱民回忆道，大会伊始，石油附中红卫兵的负责人马晓军与石油学院的樊冀豫等人于后台热议，认为此次会议氛围压抑。他们多次表达出想要“冲场”的意愿。趁大会出现冷场之际，贺邯生、樊冀豫及我等三人毅然决然冲上讲台，共同高声宣读了一份由“红后代”署名的传单。

“中央文革的某些人，切莫太过狂妄！”这充分表达了老红卫兵对于某些人误导造反派学生胡乱揪斗各级领导干部的强烈愤慨。

口号宣读完毕，场下有人未能听清，遂要求重新宣读。马晓军等便再次登台，口号声再次响起，现场气氛愈发热烈。甚至有位站在二楼走廊上的学生，激动之下不慎跌落。当时，即便师院附中的保卫人员也未能制止。更有甚者，有人携带鞭炮入场，一响二踢脚竟将毛主席像上的玻璃击穿。尽管有人呼喊“别放炮啦！”，但场面已难以控制。事实上，那天江青原本计划前来，她原本认为“破私立公”是件好事，然而我们的口号中却表达了对她的反对，当她走到门口，联络员立即向她汇报了现场情况，她一见此情此景，便转身离去，返回了钓鱼台。

当日的印刷现场，我们堆积如山的传单瞬间被一抢而空。这份传单道出了众人的心声。然而，那些有幸获得传单的人，却很快陷入了追查的漩涡。一旦被查获，他们便面临被捕的命运。樊冀豫事后回忆道，无人揭露是我负责起草此事，询问者均表示，他们不知传单的来源，仅是偶然拾得。令人欣慰的是，众志成城，无人背叛。

张爱民曾坦言，他曾投身于刻板与印刷的劳作，所幸并未遭遇不测。那时，我们这一代人的父母大多已身陷囹圄，即便幸免于难，亦能感受到世态的炎凉。社会上的人们纷纷指责我们参与打砸抢，甚至有人命案发生，我们的内心充满了压抑。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发起了“破私立公大会”。我们当时期望能够纠正过激的行为，继续在“文化大革命”的洪流中发挥我们的作用。然而，中央文革显然不会容忍我们这些年幼之辈对他们有所抵触！一方面，我们已失去了利用价值，另一方面，我们开始觉醒，开始反对他们。因此，中央文革支持的造反派迅速将我们压制下去。

谢富治发布“镇压令”

在1966年12月期间，除了“联动”对中央文革发出责难外，北京和外地都出现反对中央文革的潮流，被造反派指责为“十二月黑风”。“为什么中央文革小组就批评不得？老虎屁股摸不得？一摸就砸狗头？”北京林学院就贴出了《江青同志的讲话把运动引向何处？——评江青11月28日在首都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的讲话》的大字报；同时，上海市一些学生组织和群众贴出揭发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历史问题的大字报。林彪、江青一伙对反对他们的学生既震惊又恼火，陈伯达在1967年1月21日对造反派学生讲话中无奈地表示：“现在有很多人把矛头对准无产阶级革命派，转向中央文革小组，转向总理、康生、江青同志，转向关锋、王力、戚本禹同志。”

1月22日，在首都某高校的师生座谈会上，江青煽动性地发表言论：“关于‘联动’的问题，你们应当有所了解。‘联动’无时无刻不在进行斗争，我们势在必得，要彻底击败蒯大富。那些渴望将蒯大富置于死地的人，同样也对我抱有同样的恶意。”她的言辞旨在为镇压“联动”制造舆论声势。

为遏制“联动”势力，中央文革领导小组于人民大会堂紧急召开造反派会议，部署对“联动”实施全方位的“围剿”。依据既定名单，发动了旨在“斩首”的专项行动。造反派与公安干警携手，展开了一场疯狂的围捕行动，成功拘捕了众多“联动”组织的骨干成员。

“联动”老巢八一学校陷落

王晓明，当时八一学校初中三年级的学生，回忆起1967年1月25日的清晨，他说道：那时，我们得知清华附中遭到了抄家的消息。我和李旦生以及其他同学骑上自行车，前往现场一探究竟。只见清华附中校园内一片狼藉，破碎的玻璃、飘散的纸屑与喧闹的人声交织在一起。宿舍楼被造反派严密围困。不久，那位曾一度名噪一时的卜大华被推了出来，被塞进一辆吉普车带走。回校的路上，我们的心情异常沉重，每个人都似乎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八一学校遭到抄家的命运恐怕也在不久的将来。

返校后，我们迅速封闭了校园的多处入口，并指派专人值班。同时，在宿舍区安装了电铃，以备紧急情况下发出警报。随后来到中学楼，我们搬运桌椅将楼道封锁，构筑成抵御的最后屏障。傍晚五点有余，我们站在中学楼顶向西远眺，忽见远方有一列人影沿着田埂缓缓移动。待其靠近，方才看清他们臂戴红袖章，字迹模糊难以辨认，应是造反派。他们沿着校园围墙排列成一条长龙，紧密相连，依次站立。

我们迅速意识到，学校已被重重包围。往苏州街望去，只见一眼望不到边的卡车长龙，车上的人们头戴柳条编成的帽子，手持钢钎和棍棒，全然一副准备武斗的姿态。隐约间，口号声随风传来，仿佛是“打倒刘邓、砸烂联动”之类的口号。我们深知双方力量悬殊，为了保护学校的安全，我们果断决定采取“不抵抗”的策略。

围困学校的造反派始终按兵不动，仅是围而不攻（或许他们是在忌惮“电网”或是背后有军事专家的暗中操控）。直至深夜时分，他们才三三两两地翻越校墙而入。彼时，校园内一片漆黑，地形错综复杂，造反派们小心翼翼地摸索前行。期间，有顽皮的学生在黑暗中突然高喊：“联动”来了，那群黑影立刻齐刷刷地倒地，不敢有丝毫动弹。造反派们亦不时遭遇无端的砖瓦袭击。随后，他们发现了学校的电门总闸，高音喇叭随即开始循环播放要求同学们迅速自首的通告。

“我就是‘联动’！”当警员试图扭住他时，他甩开胳膊，大步流星地走向卡车，并说：“我自己能走，不需要你们推。”

实际上，对八一学校的抄砸行为不过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的策略，假借抄砸八一学校之名，实则旨在对老一辈革命家进行打压。那时正值所谓的“一月夺权风暴”，八一学校遭受抄砸，无疑是向那些“老家伙”们施加的一记重拳，以示颜色。

我们被关进了“红卫兵”监狱

1967年1月，中央文革委员会指派造反派采取群众“扭送”的方式，将一批“联动”学生接连送至北京半步桥第一监狱。起初，被捕的“联动”成员被单独关押于单间牢房。随着抓捕人数的增多，三四个学生便被关押在同一屋内。这些被监禁的“联动”学生面临双重的审讯压力。一方面，他们被指控有反对中央文革的政治问题；另一方面，还涉嫌打砸抢的刑事罪行。在调查反对中央文革的活动时，除了要求他们供述“罪行”，审讯内容反复提及的，便是迫使他们交代所谓的“后台”。

“若不交代幕后之人，你的家人将受牵连！”面对这些伎俩，被囚禁的“联动”成员识破其阴谋，坚定地回应：“我们没有后台，我们就是自己的后台！”尽管反复审讯，但“审讯员”未能获得中央文革所期望的材料，于是他们再次恐吓：“你们要为接受群众的批判做好准备。”“联动”成员则表示，他们不惧与激进派辩论，渴望经受考验，拓宽视野。

历经此次磨难的“联动”成员，对政治产生了深深的厌倦。一位资深红卫兵感叹：“我再也不愿涉足政治。”另一位则将“联动”的袖章及过往所有传单、日记付之一炬，泪眼婆娑地与往昔告别：“让我沉溺于醉生梦死吧，当太阳升起，我将沉入梦乡。”他们情绪低落，不再与那波涛汹涌的红卫兵运动同频共振。他们转而组织地下沙龙，研读被禁的“黄书”（以苏联小说为主），演奏小提琴，传唱异国歌曲，聚餐，游山玩水……他们静候命运的安排，期待着有朝一日能东山再起。果不其然，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这些昔日的“联动”成员，在蛰伏十年后，再次以耀眼的风采重返历史舞台，其中不少成为了今日的风云人物。

红卫兵运动如同流星划过我国政治的苍穹，其留下的，是对我国文化遗产史无前例的破坏，以及对中国人民（包括参与者自身）从精神到肉体的深重伤害。至1968年年末，红卫兵运动走向终结，随后被“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所接替。